What Drives Chinese Entrepreneurs’ Confidence?

国家有关部委近期公布的5月数据显示，中国经济修复基础仍不牢固，宏观上总需求不足、微观上市场主体信心不振。市场主体的信心来自哪些方面？他们当前信心不振的原因何在？ 

 　　人文经济学会联合创始人傅小永，长时间担任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副秘书长、研究中心总经理等职；主持、参与《百年企业家精神1840—2020》《中国企业家发展信心指数》《企业家精神和中国未来》等研究报告。多年与企业家的一线接触和研究，长时间企业家视角的微观调查，让他对这一群体有着精准的画像。

 　　他认为，经济转型受阻期需要强调企业家视角的观察，基于企业家的微观感知才不失真于总量视角，提振企业家的信心，还需要从企业家最关切的方面入手。近期，我们聚焦于此话题与他展开了一次对话。

提振企业家信心几件事

 　　财新：近期，宏观数据下行，“企业家信心”“营商环境”等又成为热议重点。你长期主持、参与“中国企业家发展信心指数”“中国营商环境指数”等调查，从调查看，中国企业家信心的整体特点、趋势特点是什么样？ 

 　　傅小永：“中国企业家发展信心指数调查”开始于2010年，除去疫情这一特殊因素，指数呈现三个特征，一是周期性，大致三年一周期，2012年、2015年、2018年是低谷，说明企业家信心和经济周期有较强相关性；二是受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影响，2017—2018是企业家信心的一个较明显转折点，说明中美贸易摩擦对企业家信心有较大影响，其后逐渐恢复；三是趋势性，指数有起伏虽整体趋势上略有上升， 但均位于荣枯分界线（50分）之上。

 　　要注意的是，在经济环境信心、政策环境信心、政治法律环境信心、社会文化环境信心四个一级指标中，第三个分值普遍较低，特别是其中的“国际政治环境信心”。

 　　“中国营商环境指数”开始于2016年。2016年上、下半年得分均低于荣枯分界线（50分），其后维持在60分以上，整体上升趋势较“信心指数”明显，说明包括商事制度改革、登记注册制度改革在内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对营商环境产生了实际效果。近八成企业家认为，《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明显改善了营商环境。

 　　“中国营商环境指数”的一级指标，共有投资环境、税负合理性、权益保护度、市场环境、开办企业便利性、纠纷解决机制、政府服务水平等七大类。得分最高的是“开办企业便利性”，历年都在70分以上，权益保护度、市场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则得分较低。

 　　这两个调查体现了连续性、大样本下的企业家微观视角，既展现了中国企业家群体这些年对宏观经济和未来发展的信心，也是影响他们未来决策的重要参考数据。

 　　财新：就提振企业家的信心，有什么政策建议？ 

 　　傅小永：引用两位企业家的回答。TCL董事长李东生曾经说过，他心目有两个“信心指数”，一是“小信心指数”：企业家对自身企业的认知和把握；二是“大信心指数”：企业家对国家方向的确认。

 　　他的信心来源，就是大小两个信心指数的加总。万通地产创始人冯仑的信心源自三件确定之事。一，中产阶层不断壮大，中国确定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市场；二， 越年轻企业家和世界同行的差距越小，越年轻企业家赶超世界同行的可能性越大； 三，中国确定要建立更加公平、透明、开放、法治的市场经济。

 　　中国企业家群体希望继续改革，为持续释放企业家才能创造、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尤其是在意识形态方面为企业家信心提振提供政治保障。也希望继续开放， 特别是在心态上，有海纳百川的智慧，给外部世界更多的平和、理解和同理心，毕竟“国际化”三个字，从市场主体的角度看，意味着中国企业一件件衬衫、一颗颗纽扣在国际市场上经年累月地辛苦闯荡。

 　　根据历年调查，改善营商环境，建议做好三件事。一是提升对企业家产权等权益的保护力度；二是继续提升政府行为的法治化水平；三是完善纠纷解决机制，特别是纠纷解决机制的法治化机制。

 　　为增强企业家信心，主要有三点建议：第一，进一步提升市场准入和要素获取的公平性。加强市场准入相关和配套制度建设，刚性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禁止地方上出现以所有制为由歧视、设障、排除民企的行为。改善民企融资可得性，降低融资成本。加快用地、用能、排放等指标的市场化配置，让要素流向有竞争力的民企。

 　　第二，进一步提升政策的稳定性。政策应透明、稳定、可预测。政策出台前建议充分听取各市场主体尤其各类型企业团体组织的意见，设置必要的提前量、过渡期或缓冲期。减少政策出台、执行的不确定性，减少行政干预。

 　　第三，沟通、缓和与外部市场的关系，特别是发达国家市场。和外部市场特别是发达国家市场的关系，是过去5年影响企业家信心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财新：民企经营有常态性难点，企业家自身如何权衡这些难点？你们的调查多以民营企业家为主，他们又是如何看待国企改革的难点？ 

 　　傅小永：过去10年，民企的五大常态性难点是要素成本（特别人力成本）、融资难与贵、国际市场风险、政策稳定性和内部治理机构。不同年份的调查，结果较为相似，区别仅在于这些常态性难点的轻重缓急。2018年是疫情前民企较困难的一年，这一年的调查结果代表了企业家对难点的常规权衡方式。

 　　首先，他们认为（可多选），民营企业当前最主要困难是要素成本上升过快（ 66.4% ） ， 去杠杆、环保等政策压力（ 56.2% ） ， 市场准入和融资等歧视（52.5%），国际市场风险增大（50.5%）、内部治理机制不完善（47.7%）。

 　　其次，企业最应该采取的措施是创新产品（76.1%）、降低杠杆、减少投资（ 54.7% ） 、与国企深度合作（ 52.6% ） 、呼吁政府驰援（ 46.2% ） 、裁员（42.3%）。

 　　再次，为助力民企渡过难关，政府最应该采取的措施是营造公平竞争环境（67.1%），大幅降低税收、社保等负担（61.1%）。

 　　最后，“如何提升自己以应对困难”，拥抱新技术（76.2%）和学会应对外部市场风险（63.2%）。

 　　建业集团董事长胡葆森说，民营企业家的信心不是讲出来的，而是活出来的。他的“确定边界感”“建立根据地”的方法论代表了屡闯难关的民营企业家的经验心得。一是确定“两个边界”——企业以自身价值观为原点，以能力为半径，以政策为导向画一个圆，找到自身行业和市场的边界；二是掌握四种能力——盈利、持续盈利、增长、持续增长，用这四种能力去构建企业内功；三是建立根据地——用匠心和匠人精神建立企业的“根据地”，要深挖河、筑高墙，打笨仗；四是培育“创新基因”——拥抱新技术、新模式和新思维，前几年谈互联网+，现在要谈VR、AI和ChatGPT。

 　　2020年，深改委通过《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我们想了解民营企业家如何感知国企改革的难点。

 　　调查显示，国企改革最关键问题依次是理顺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关系（60.6%）、摆脱企业家和官员双重身份（55.7%）、摆脱国有企业行政级别（51.7%）、理顺董事会和党委会关系（51.3%）、理顺国资委和国有企业的关系（48.8%）。

 　　这一调查结果代表了企业家对国企改革的准确感知和判断。国企改革在市场机会和市场公平两个方面影响企业家信心。

 　　财新：新技术是这十年的代表性议题之一，近两年对数字经济“赢家通吃”现象的监管是否影响了企业家信心？ 

 　　傅小永：对数字经济“赢家通吃”现象，近七成企业家认为，政府应加强对赢家的监管。调查选项占比从大到小依次是：政府应加强监管赢家（69.1%）、赢家自身应有反垄断意识和举措（52.1%）、赢家垄断不可能长期“通吃”即只需谨慎监管（41.2%）、“通吃”不应成为反赢家理由（22.8%）。

 　　其实，这一轮对互联网头部企业的监管潮流从欧美开始，监管初衷并不是基于头部企业的市场规模或占比，而是一定程度上强制头部企业将其占主导地位的平台业务与其他业务分开，以防止大厂抑制小厂竞争，即防止“一鲸生而万物落”。

 　　ChatGPT等大模型的兴起，使得对新技术监管的呼声越来越强，这是有共识的。马斯克等人就建议暂停AI大模型技术的迭代，直到完善的监管措施出台。

 　　监管不是真问题，真正损害企业家信心的，是他们无法识别包括强监管在内的一系列新措施的背后，是否显示了对企业在所有制上的意识形态偏好。

中国企业家要有新的国际观

 　　财新：中国的企业家精神有什么特质？ 

 　　傅小永：两个有趣的调查，可能是最好的说明。“中国企业家的时间都去哪了”，“应酬”得分最高，超过六成；“如有可能，你最愿意多花时间在什么活动上”， 得分最高的是“陪伴家人”（56.8%）。

 　　另一个专题调查，是“中国特色的企业家精神”。首先，“中国特色企业家精神是什么”，更注重“关系”（70.8%）、更注重政策走向（66.1%）、更有爱国精神（39.6%）、更注重成本控制（36.5%）、更注重科技研发（29.5%）、更注重形象包装（24.3%）、更机会主义（22.6%）。

 　　其次，“束缚中国企业家精神的最主要因素是什么”，政商关系（68.4%）、不公平市场待遇（59.0%）、权益无法充分保障（53.0%）、税负过重（49.6%）、仇富心理（16.4%）。

 　　再次，“为发挥企业家精神，政府最应该做什么”，保护合法权益（66.1%）、打造公平市场环境（62.2%）、亲清政商关系（31.0%）。

 　　“ 最有企业家精神的地域” 是江浙（ 73.4% ） 、福广（ 33.0% ） 、京津冀（30.1%），“江浙”遥遥领先，是“福广”的2倍多，“京津冀”有追赶态势。近九成企业家认为“创新”最代表企业家精神，创新（88.7%）、责任（64.0%）、契约（61.3%）、合作（55.1%）、工匠（52.5%）、执着（42.1%）、冒险（41.5%）。

 　　调查本身即是说明。一般认为，中国企业家更注重“关系”、家族利益，更倾向于集体思维，强调团队与合作；欧美企业家更注重原创、竞争和个体成功，更倾向于个体思维，追求独立，更信赖风险投资。

 　　研究也表明，中美企业家在能力特质上也有不同。当项目是原创型，即市面上没有先行者，无从模仿，美国企业家更有优势；当任务是追赶型，市面上已有同类项目，但需要把它做大、做强，中国企业家更有优势。现阶段，中国企业家的比较优势，是后发优势。

 　　财新：这几年中国企业家对外部环境的感知如何变化？ 

 　　傅小永：2018年，专题调查“我的中国‘芯’”，既了解企业家对芯片行业的判断， 也选择这一最具代表性行业测度中国企业家对外部环境的态度。

 　　超过七成企业家认为，芯片限制是长期现象。他们认为，台湾地区芯片企业最可靠（44.9%），然后是日本（22.9%）、韩国（22.5%）、欧洲（16.9%）、美国（14.2%）。

 　　“中国最可能突破的芯片产业链环节”是功能性芯片（55.9%）、集成电路设计（30.1%）、芯片生产设备（16.2%）、芯片封装测试（9.2%）、电路板加工（ 8.9% ） 。“ 中国芯片行业的最大瓶颈” 是外部环境（ 59.1% ） 、技术能力（58.9%）。

 　　芯片行业或是个较极端个案。但是，同一个调查“中国企业如何走出去”，在2016年和2020年得到不同结果。

 　　2016年，“中国企业国际化最心仪区域”是欧洲（48.6%）、北美（45.5%）、东南亚（ 41.9% ） 、非洲（ 24.9% ） 、南美（ 22.0% ） ；2020 年， 则是东南亚（37.6%）、非洲（28.5%）、南美（28.2）、欧洲（27.5%）、北美（12.5%）。欧美从前两位变成后两位。疫情当然是重要影响因素，但我们判断，这一态度转变是趋势性的。

 　　2016年，“走出去最主要障碍”是品牌国际号召力欠缺（50.9%）、国际性人才欠缺（45.6%）。2020年，则是外部政治法律环境（62.1%）。

 　　中国企业家对外部市场的乐观比例只有两成，过去10年下降了50%以上；5成以上的企业家认为，逆全球化将持续相当长时间。

 　　大家都在讨论新技术观，但对企业家群体来说，新国际观可能更为重要。外部世界对中国正在尝试一种新的定价策略。春江水暖鸭先知，中国企业家首先感知到了这一策略的凌厉。新的国际观将帮助他们理解变化中的外部市场，提醒他们在更周全的信息下决策。

 　　财新：为什么经济下行期尤其需要强调企业家视角，这一视角的独特性是什么？如何保证它更为准确？ 

 　　傅小永：经济是张网，企业是这张网上的节点，经济之网之所以伸张、扩展， 依赖于生产、销售、投资、创新，依赖于企业家预期。每个企业家信心的加总，就是一个经济体的景气指数。很难想象还有比观察企业家感知和预期更可能判断一个经济体的前景。

 　　有个知名企业家说，逛过义乌小商品市场10分钟，大概就能知道中国今年的GDP增速，这种说法或许有点夸张，却是不错的视角。正确的经济判断来自乡村田野，只有准确了解企业家的微观感知，才不至于失真于总量视角。这也是企业家信心指数调查、营商环境调查的价值所在。

（本文原载于2023年4月出版的财新《中国改革》杂志。作者：《中国改革》 杜平）